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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柯九思的生年,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,例如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》記載為生于元皇慶元年壬子(1312),天歷二年己巳(公元1329年)被拜為"奎章閣鑒書博士",也就是說,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任了這個職務。這樣,問題就出來了,人雖有天份,大哪有18歲就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 鈐的呢?顯然,這一記載是錯誤的。那么柯思九的生年應該是哪一年呢?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《誅蚊賦》卷,后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,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,其中一方印為"唯庚寅吾以降",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(jù)??荚袃蓚€庚寅年,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(1290)年,再一為至正十年(1350)年,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個庚寅年,即公元1290年。天歷二年己巳時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已經(jīng)虛齡40了。文史知識 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,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,往往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。 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時,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,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,又換了個新皇帝,有的就改了元,即換了年號,也有些當年并沒有改元,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: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,是萬歷四十八年(1620)七月死的,八月朱常洛(光宗)做了皇帝,改元泰昌,僅一個月就死了,九月朱由校(熹宗)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,直到下一年(1621)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,萬歷只有47年,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:朱由檢(毅宗)是崇禎十七年(1644)三月死的,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,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均是符合邏輯的,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,則不符合邏輯,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,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,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,同樣是符合邏輯的,例如: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: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,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,以為崇禎只有16年,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又如南宋趙構(高宗)紹興二十三年寫的已被刻入《三希堂帖》的《行書千字文》卷,將文內(nèi)"玄"字改成"元"、"讓"字改成"遜"、"殷"字改成"商"、"樹"字改成"竹"、"貞"字改成"清"、"敬"字改成"敬"字少寫后一筆、"竟"字改成"馨"、"恒"字改成"齊"、"匡"字改成"輔"、"桓"字改成"泰"、"紈"字改成"團"、"丸"字改成"彈"、"朗"字改成"晃"、"懸"字改成"遷"。共計改寫了14個字,都是宋諱。"玄、懸、朗"避趙氏始祖名玄朗,"敬、竟"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,"殷"避太祖之父名弘殷,"匡"避太祖名匡胤,"恒"避真宗名恒,"貞"避仁宗名禎,"樹"避英宗名曙,"讓"避英宗生父名允讓,"桓、紈、丸"避欽宗名桓。曾經(jīng)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。一般人來看,確實是宋朝的畫,但仔細研究會發(fā)現(xiàn)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。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,組成了一幅新的畫,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,蒙了很多人?,F(xiàn)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,把古畫拼接、嫁接、挪位,很有隱蔽性。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?zhèn)?003年10月5日下午,我應海南收藏家協(xié)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(xiàn)場書畫鑒定。當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,一副為清林舒的《山水圖》,另幅為日本畫《花鳥圖,第三幅是清方琮的《山水圖》條幅,長約四尺,寬約1尺2寸,絹本,淺設色。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,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。山水風格有唐伯虎格調(diào),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。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“臣,方琮恭繪”,數(shù)字,后鈐小印兩方。初視之,印象不真。方琮的這幅山水所用材料為細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,此絹在書畫鑒定中應為先的疑點。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亦稱燈籠絹,是—種紋路極粗的劣等絲絹,在清中期至民國時期,江浙湖洲一帶均有生產(chǎn),此種絲絹的出現(xiàn),當是我國江南經(jīng)濟結構急劇變化的—種反映。它的時代背景是:由于在清雍、乾兩朝鹽運的復蘇,促進了揚州濱海一帶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,當時居住在揚州一帶的有錢人多為鹽商,據(jù)《康熙兩淮鹽法志卷二十七》記載:“山西、陜西、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”。由于這些擁資千百萬的鹽商出于商業(yè)的需要,為改變其社會地位而投資文化,而把養(yǎng)士、附庸風雅、扶持文化藝術事業(yè)作為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手段。由于他們以巨資收藏書畫,推動了江南—帶書畫供求結構的變化,書畫的需求量迅速提高,渤中書畫供求結構的變化牽動了小市民,形成了以書畫裝點門庭的社會風氣,這下子普通書畫的需求量則急劇上升,適應市場需要的廉價裝裱材料—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應運而生。此絹大致可分粗細兩種,細者經(jīng)絲緯絲齊整,紋路成方格,但經(jīng)緯絲之間均有一條絲的間距,這樣在經(jīng)緯絲組成的方格間均能透底成小方孔狀;粗者經(jīng)絲紊亂而緯絲齊直,經(jīng)緯絲間距不等,如紋格不直之紗窗。此絹價格極廉,可用作低檔書畫的裝裱材料,但細網(wǎng)網(wǎng)絹在當時經(jīng)過特殊加工后可作為書材料。至清,當網(wǎng)網(wǎng)絹出現(xiàn)之后,便發(fā)展為以糊中纏土托絹,糊中纏入白笈將落絲。當絹拓出后,絲格間均以漿工添平而不漏底,使絹面平光如紙而能作畫自如。從現(xiàn)今流傳的此等托絹的畫作看,幾乎皆為清同光以后所畫,而此絹在清末畫家中除極少數(shù)廉價售畫的不畫家使用外,大多是坊間的行畫在使用,—般畫家均不使用。故方琮的這隔山水以網(wǎng)網(wǎng)絲絹為材料便引起首要嫌疑。由于材料粗糙,所鈐小印幾乎看不清為何字。從裝裱看,亦為民間粗制花綾所裱。這些皆是緣于成本合算,當時本為普通商品畫,面向普通購買者。有一種復舊方法能使兩幅作品幾乎完全相同,這就是揭裱舊字畫。自明朝以來,書畫常用的質(zhì)料是宣紙,宣紙經(jīng)特殊工藝制成,與紙不同。如果宣紙在制作時一次成形,其厚薄多不均勻,因此必先作極薄的一層,根據(jù)其價格宣紙可以加層。一般普通的宣紙也有二三層,厚的有四五層之多。因此,一張宣紙也可以再分揭為數(shù)張。這樣,書畫原作一經(jīng)商人之手,必設法揭出若干層。由于宣紙用墨極易渲染,幾乎每層都可以浸透畫家的筆墨,但揭層越多,筆墨越淡,每層的原作也比較淡,作偽者便再用宣紙裱數(shù)層,墨跡輕淡之處再照樣添補,新墨如很明顯,再用熏舊之法使其變舊變暗,真?zhèn)伪汶y以分辨。不知此情的人在將古舊書畫或名人書畫送給裱工裝裱時,上一層筆墨俱佳者往往被他們揭去,被騙后也不知所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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