阜陽瓷器鑒定

鹿紋是一種反映原始漁獵生活的傳統(tǒng)陶瓷裝飾紋樣。唐代長沙窯有青釉鹿紋褐綠彩注壺，小鹿體態(tài)輕盈，邊跑邊順盼，是的佳作。宋代緙絲上的天鹿紋移植于瓷器，典型紋飾如定窯白釉盤上的印花鹿紋，畫面上兩只長角鹿奔跑在枝葉纏繞的花叢中，只鹿回首張望，后一只鹿追趕嗚叫。
清雍正 粉彩蝠鹿紋小杯 （一對）
?磁州窯枕面上所繪鹿紋動態(tài)不同，或在山中奔跑、或在草莽間漫步、或臥于灌木中驚望、或立于路途上徘徊，線條流暢寫意。明代晚期流行以諧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紋樣，鹿紋作為“祿”的替代形象常與蝠(福)、壽桃組合成“福祿壽”吉祥圖案出現(xiàn)在青花瓷器上。乾隆朝創(chuàng)燒的粉彩百鹿紋尊，把鹿紋的人文含義推到了，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較多。

初見于唐代三彩器上，元代盛行。白馬又稱玉馬，特征是兩膊有火焰。元代常在瓶、罐上部的云肩形紋飾中繪白馬海水紋，習(xí)稱“海馬紋”。如元青花大罐的肩部所繪海馬紋，畫一匹兩膊火焰上飄的白馬，不加渲染，配以藍線勾畫的起伏不斷的海浪，加強了白馬的神奇感。
清康熙 素三彩海馬紋碗 （一對）
　　是龍紋的一種，因其構(gòu)圖上以龍和云組成而得名。龍為主紋，云為輔紋，龍或作駕云疾馳狀，或在云間舞動。始見于唐宋瓷器上，如晚唐五代越窯秘色瓷瓶上的云龍紋、宋定窯印花盤上在祥云間蟠曲舞動的龍紋等。元、明、清瓷器上云龍紋更為多見。

這種釉光，潤而不燥，光從內(nèi)發(fā)，釉面光澤蘊潤如玉，與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。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窯，其釉內(nèi)略變土色，而釉表仍是光潔瑩潤的，與偽作的土銹水沖即凈不同。這種釉光，亮而不火，是一種帶有深度感的亮反光，決不像新瓷那樣僅止于器表很亮的“火光”，沒有深入釉層的折射光，即行里人所謂的“賊光”。
就算是出窯后歷經(jīng)數(shù)都未開過封的“庫貨”，雖光澤燦爛如新，但釉面還是有一層深厚如玉的潤光，斷無刺目之感。這種釉光，用手撫摸，潤滑不澀，新瓷則總有澀手和毛刺的感覺，摸起來有輕微的“沙沙”聲，感到有灰塵一樣。
釉光是瓷器“質(zhì)”的表現(xiàn)。現(xiàn)代的作偽者，無論采取高壓蒸煮或用漿砣、布輪磨擦去光，或用氫氟酸涂蝕釉面再用煙塵染舊等等，都是僅可改變其“形”而難變其質(zhì)，無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亂真。這些偽制措施，在實施抽時，即留下了諸如釉面缺乏層次、干澀呆板、手感生澀，在放大鏡下可見酸咬微孔或規(guī)則劃痕等等鑒別證據(jù)。

通過觀察彩釉的析出層（色彩淺淡的紋飾周圍釉彩析出層很少，肉眼難以觀測得到，但用濕手一抹，在薄薄的清水層上立即便浮現(xiàn)出來。新瓷沒有這種特點），以及眼觀手摸細辨釉光，從而不至于買假上當(dāng)。正是由于這種鑒識釉光的“門秘術(shù)”，才使得自己在各式“高仿”之前捂住了腰包，免遭無謂的損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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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格古要論》
格古要論是中國現(xiàn)存早的文物鑒定專著。明曹昭撰。曹昭字明仲，江蘇松江（今屬上海）人，生卒年不詳。全書共三卷十三論。上卷為古銅器、古畫、古墨跡、古碑法帖四論；中卷為古琴、古硯、珍奇（包括玉器、瑪瑙、珍珠、犀角、象牙等）、金鐵四論；下卷為古窯器、古漆器、錦綺、異木、異石五論。《格古要論》是明代存世早的一部論述文物概述、名玩優(yōu)劣、作偽手法和真?zhèn)舞b別的文物鑒賞專著。

宋應(yīng)星
《天工開物》初刊于1637年（明崇禎十年），共三卷十八篇，全書收錄了農(nóng)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，諸如機械、磚瓦、陶瓷、硫磺、燭、紙、兵器、火藥、紡織、染色、制鹽、采煤、榨油等生產(chǎn)技術(shù)。
中國部有關(guān)陶瓷器的專著。清代朱琰著。朱琰，字桐川，別號笠亭，海鹽（今浙江省海鹽縣）人。作者為清乾隆年間進士，生卒年及成書年不詳?！短照f》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稱鮑廷博本。此后有多種刻本?！短照f》共6卷，分說今、說古、說明、說器4篇。卷一《說今》篇，有饒州窯和陶冶圖說2節(jié)；卷二《說古》篇，有原始和古窯考2節(jié)；卷三《說明》篇，有饒州窯和造法2節(jié)；卷四《說器上》篇，有唐虞器、周器、漢器、魏器、晉器、南北朝器和隋器7節(jié)；卷五《說器中》篇，有唐器、宋器和元器3節(jié)；卷六《說器下》篇，有明器1節(jié)。書中按陶瓷器出現(xiàn)的順序作歷史性介紹，敘述了明、清兩代饒州窯和其他代表性官窯的瓷器及制造技術(shù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