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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，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館開會時，看到前來參加的評論者，她愣住了，問身邊的老學弟：“看看他們，好像都比我們年輕，是嗎？”學弟回答：“那當然了！”“可是，我清楚記得上次開會的時候，站在臺上的老師都比我們老很多??！”她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因為被禁言，已錯過整整一代學者，成了全場“老的人”。
也是在這一年，身處爭議漩渦幾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爾的深山里修行，除了參加活動，很少離開這里。
《被遺忘的真跡》出版至今已有5年，豆瓣評分8.6。在讀者的評論中，有人贊同徐小虎敢鉆研敢發(fā)聲的態(tài)度，有人欣賞她為“中國畫辨?zhèn)螌W”作出的努力，也有人認為她用西方學到的鑒賞方法來給畫作斷代是一種中國藝術(shù)史缺的“”。
今年9月，徐小虎的新書《南畫的形成：中國文人畫東傳日本初期研究》再次由理想國出版。她也因此走出尼泊爾的深山，再度來到北京。
在一系列的新書活動中，徐小虎習慣用“小虎”稱呼自己，每當說到一個有意思的結(jié)論，她就會忍不住開心地笑起來。參加活動的年輕人紛紛用“可愛”來形容她，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愛的事——她期待建立一部“沒有大師的中國書畫史”，在這部歷史中，書畫不分大師還是無名氏，只論創(chuàng)作年代和藝術(shù)價值。
“這是一項民族的工程?！痹本┕蕦m博物院副院長、古代書畫楊新說。

傅熹年，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建筑歷史學家，中國建筑技術(shù)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建筑師。
他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，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、壇廟等大建筑群的規(guī)劃、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設(shè)計規(guī)律。此外也長于中國古代書畫史研究，在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》中對大量藏品簽署了鑒定意見。更對中國國內(nèi)、國外所藏若干重要古代名畫進行考辨研究，撰有研究論文十余篇，編有《傅熹年書畫鑒定集》，及《中國美術(shù)全集·繪畫編》中的《兩宋繪畫·上、下》、《元代繪畫》等。

2018年從日本私人藏家手中動員回來了蘇東坡真跡《枯木怪石圖》和趙孟頫的兩通書札，三件文物共開價1.5億元。傅熹年參與了鑒定，認定其為真品，建議國家收購，但國家文物部門卻表示沒有這么多的經(jīng)費。終，《枯木怪石圖》在佳士得拍賣行以4.1億港元被一位“神秘買家”買走，趙孟頫書札也拍出天價，買家身份同樣沒對外透露。
遇到這些事，傅熹年總是很無奈，他覺得這些東西該公家收藏的。就像他的主業(yè)本來是中國古代建筑史，在一生中卻總是被一次次的運動打斷，后期又被書畫這個業(yè)余愛好“喧賓奪主”。
認識七十年了，他的清華同窗王世仁覺得他始終正派，不管是被打成右派時還是后來當了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始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
不過，傅熹年對一些事很不在意，但對另一些事又很在意。如說起梁啟超題贈給赴美留學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宋《營造法式》、梁思成畫的建筑圖手稿清華建筑系都沒有出錢收購，他冷靜的語調(diào)少見地變成了義憤填膺，為恩師梁思成如今所受到的這種“待遇”而憤憤不平。
師姐王其明覺得，傅熹年的“本行”雖是建筑，但對書畫、古籍等精研很深，這有家庭的影響，也與他曾直接受教于“北梁（梁思成）南劉（劉敦楨）”有關(guān)，因此他能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的通才。

年輕的傅熹年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大家見他后生可教，有時也特地點撥他一二。張珩告訴他，要想了解中國古書畫，看兩本書就夠了，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《支那名畫寶鑒》，一本是商務(wù)印書館1936年出的《參加倫敦中國藝術(shù)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》（書畫冊）。張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裝書《支那名畫寶鑒》拿來，對照著書一幅畫一幅畫地為他講解，這回說不完下回繼續(xù)，他邊聽邊拿鉛筆在書上做記號。其中就畫一個圈，特別好的畫兩個圈。如宋代崔白的花鳥畫名作《雙喜圖》，旁邊用鉛筆注明“真跡”，還有一個“故”字，意為故宮藏。傅熹年到現(xiàn)在還保留著這兩本書。
傅熹年說，前人看書畫有所謂“望氣派”之說，鑒定書畫的關(guān)鍵在于見識真跡。那時，他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。
1952年后，國家收購和個人捐獻的大量書畫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（后來全部交給了故宮書畫館），有時會有領(lǐng)導(dǎo)和來參觀。每逢有這樣的好事，長輩們都不忘叫上他。
“人家當然不能為我開放，但是有領(lǐng)導(dǎo)來的時候，你在旁邊遠遠瞧著點，他看完了你過來探探頭，這還是可以的?！眳⒂^時，還能聆聽到張珩、徐邦達等的現(xiàn)場講解。
就這樣，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畫真跡，《千里江山圖》《清明上河圖》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等如今如雷貫耳的“大IP”，他當時都見過了。

王其明覺得傅熹年很有鉆勁兒。他是紅綠色弱，考清華建筑系前就有意識地做“預(yù)習”，畫畫知道自己哪個顏色不準，就注意調(diào)整。她覺得，傅熹年被劃右派受打擊很大，但對他來說也算一個很特殊的成長環(huán)境，還收獲了知心的愛人。他劃右派后，要跟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女友分手，女友卻堅決不改志向，他也毫不動搖，兩個人是等他摘了帽子后才結(jié)婚的。
除了畫圖，傅熹年的文史綜合能力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在協(xié)助劉敦楨編寫《中國古代建筑史》時，他開始用研究古建筑的手法來考察一些重要古代名畫。

宋以前建筑實物，尤其是住宅全都滅失了，目前所見早的古代住宅是明前期的，再早就只能求諸文獻、繪畫等，其中繪畫是形象資料，尤其重要?，F(xiàn)存宋元繪畫中保存住宅資料豐富的是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和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圖》?！肚迕魃虾訄D》所畫的是北宋汴梁城鄉(xiāng)建筑，以店鋪為主，兼有一部分住宅。畫中對建筑物的構(gòu)造、裝修細部都有精細的描繪，但因為畫面取景較近，在表現(xiàn)建筑全景方面就難以兼顧?！肚Ю锝綀D》則能加以補充，它是宋畫中表現(xiàn)住宅和村落全景多的一幅。

有一次，啟功偶然從一個信封里找到幾張“漏網(wǎng)”的敦煌寫經(jīng)殘片照片，與傅熹年同看，說其中一張好，書法秀美瀟灑，毫無職業(yè)寫經(jīng)人的習氣。
這是一篇寫經(jīng)的發(fā)愿文。文中稱，自己發(fā)愿要寫三千部《妙法蓮華經(jīng)》，以為亡母“太原王妃”祈福。兩人都覺得“太原王妃”眼熟，但一時想不起是誰。
幾天后再見面，啟功高興地說，終于想起來了！武則天之父武士彟死后追贈太原王，太原王妃即武則天的生母楊氏。但武士彟還有其他子女，不能確定要發(fā)愿寫經(jīng)的就是武則天。當時無法查資料，這個疑問只能暫時擱置了。
1968年底“清理隊伍”后，傅熹年獲準回到人民隊伍中，隨全院職工整體下放河南的“五七干校”。之后，建筑研究院被撤銷，人員星散。傅熹年被分配到甘肅天水，在國家建委第七工程局的工程公司為技術(shù)員，再次離開了古建。

1972年夏，國家文物局籌備出國文物展覽，將傅熹年借調(diào)回京，又給了他一次重拾舊業(yè)的機會。他畫了很多供出國展覽的圖，包括根據(jù)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等遺址實測圖繪制復(fù)原圖和彩色渲染圖。
這期間，他有了重新接觸古籍的機會，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《舊唐書》和《新唐書》。啟功的圖書也已啟封，查了《資治通鑒》。他們都發(fā)現(xiàn)了寫經(jīng)發(fā)愿人為武則天的確切證據(jù)，英雄所見略同，彼此撫掌稱快，認為總算解決了一樁小公案。
但如果要寫成文章，當時卻頗有些“違礙”之處。因為這段歷史的背后，涉及武則天迫害同父異母哥哥致死、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，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實際上卻公然污蔑自己的母親與外孫亂倫。這在當時大捧“女皇”的情況下，實無異于自尋煩惱。
直到后，編《中國法書全集》，啟功和傅熹年都覺得應(yīng)該收入武則天的這篇發(fā)愿文殘段，傅熹年才寫出了這篇考證文章。因為無論如何，其中的書法之美，都不能不令人贊嘆。至今，這段發(fā)愿文殘片的照片還壓在他書桌的玻璃下。

8月底，期巡回鑒定在北京啟動。在故宮博物院麗景軒鑒定書畫，以“文革”中的抄家文物為主。接下來，先后鑒定了北京市文物局、北京文物總店、中國歷史博物館、首都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館所藏書畫。
由于鑒定組大多是高齡老人，鑒定只在春秋兩季進行，每次三個月。《清明上河圖》《千里江山圖》等名畫當然也要過一下眼，過完就趕緊收了，這些都是早已公認的國寶。
1985年、1986年上半年，鑒定組移師上海。在上海，發(fā)生了較大的意見分歧。
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名畫中，有一卷題為趙孟頫所繪《百尺梧桐軒圖》。此圖絹本，青綠設(shè)色，畫的是園居閑適之景。圖中一人便服閑坐在梧桐軒中，旁有一童子捧茗，一使者抱琴，高大的梧桐樹環(huán)繞四周。全圖筆法秀雅，設(shè)色工麗。畫后有周伯琦、張紳、倪瓚等七人的題詩，都是元末名家。對此畫是否為趙孟頫所畫，傅熹年提出了不同看法。